李零丨绝笔春秋：王国维与清华——在清华大学“王国维学术讲座”的演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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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笔春秋：王国维与清华——
在清华大学“王国维学术讲座”的演讲
主讲人：李 零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、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
主持人：黄德宽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、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
时间：2022年10月28日15:00-17:00
地点：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
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下午好。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《绝笔春秋：王国维与清华》。前不久，我在北大讲过一次王国维，侧重讲五大发现与中国考古。今天有所不同，我想讲一下王国维生命的最后两年，讲一下他和清华的关系。
王国维就在我们身边
首先，我想做个导游，陪大家在清华转一转，让大家体会一下：王国维就在我们身边。
古人讲“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”。现在有很多王国维传记、王国维年谱，大家可以找来读，不用多讲，我只讲个大轮廓。
我们都知道，王国维一生只活了50岁（1877—1927年），很短。
古人说，百年期颐。人，很少能活到100岁。以前，10块钱是大票子，北京人管人活10年叫一张。王国维只活了五张。过去的五张，据说相当现在的500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。现在，人越活越长，我们都活“毛了”。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是在1912年后，到死只有15年。15年里，他写了那么多好文章，真了不起。
现在，15年能干什么？我们的学生，从本、硕、博一直读到博士后，再拖一拖延一延，一眨眼，15年就过去了。然后跟老师搞项目，一个项目搞下来，一辈子就交代了。大家的生命，很快就在“学术流水线”上消磨光了。
王国维于而立之年写过一篇《三十自述》。他说，他在打工，多愁多病，没钱没时间，每天读书两小时，顶多四小时，他说，假如他能像别人一样有钱有时间，成就不定有多大。但很多有钱有时间的人，他们真的有成就吗？不一定吧。
王国维生活的时代，有很多触目惊心的大事。如甲午战争（1894年）、戊戌变法（1898年）、庚子之乱（1900年）、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。1911年，他随罗振玉东渡，在日本五年，尽弃西学，改治国学。他的东西大多写于这五年。他受遗老影响大，受日本影响大，没错。但我们常常忽略，有件大事，对他影响更大，让他的思想急转直下，一发而不可收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（1914—1918年）。这事虽发生在欧洲，远离中国，但对他的影响、刺激恐怕并不亚于辛亥革命。因为正是这场战争让他对他痴迷的西政西学彻底失望，对革命的恐惧日益加深。
民国初年有“国学热”。很多人以为“国学”就是尊孔读经，但王国维不是这种“国学家”。鲁迅喜欢骂人，他最看不起那些号称“国学家”的人，而唯独夸王国维。他说，“要谈国学，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”（《不懂的音译》）。
说实话，北大办“国学”比清华早，办“考古”也比清华早。1917年，蔡元培当北大校长，反复派人邀王来北大，皆遭婉拒。1922年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，下设考古研究室（北大考古系的前身），马衡任主任。1923年，还成立了考古学会。马衡跟他关系好。北大派马衡去上海请王国维。王问罗振玉如何是好，罗说他已答应北大，只当通讯导师，不拿钱，王才勉就通讯导师。那时王与北大，关系还可以。1923年5月1日，蔡元培到上海看过他。
1923年5月31日，王国维奉诏进京，住织染局胡同旧10号，今27号。织染局胡同10号，地点在皇城东北角。当时北大还在沙滩一带。他住的地方，离故宫、北大都很近，但他老躲着北大。北大打算组织学生为他开欢迎会，他说不要开，找几个人座谈一下就得了。1924年11月5日，溥仪被驱逐出宫。“皇上”走后，王国维心灰意冷，对小朝廷内的勾心斗角深感厌倦，天津不想去，上海又不想回，正进退两难。1925年，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，正好。清华请他当教授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1925年4月18号，王国维全家搬进清华园。据说，清华请王国维是由胡适推荐。校长曹云祥怕王国维不接受，托溥仪的洋师傅给他下诏，命他来清华。这样，他才来了清华。这是庄士敦在《紫禁城的黄昏》一书中讲的。
王国维为什么选择清华而不是北大？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个“遗老”（钱玄同管他叫“王遗少”），新时代的不合作者。他是把清华当“首阳山”，“不食周粟”，不吃民国饭。北大是国立北京大学，民国办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，后来的故宫博物院、中研院、北研院也是。蔡元培、李石曾（李煜瀛）、易培基，这些人都是民国大老。北大，新派人物和“过激党”多。这是他不肯到北大的原因。
当时，清室正在败家，有人偷东西、卖东西。溥仪大婚，缺钱，要把《四库全书》卖给日本。1922年4月1日北大发布《为清室盗卖〈四库全书〉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》，主张把溥仪移出大内，将清宫和清宫收藏的古物收归国有。两年后，溥仪被驱逐出宫。
溥仪出宫后，王国维与北大闹翻，上了清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因是1924年8月9日，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了个宣言，叫《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》，指责清室破坏文物古迹。王大怒，给沈兼士和马衡写信，说你们对圣上直呼其名，真是大不敬，清室文物是清室私产，又不是从明朝接收，全世界都保护私产，等等，从此与北大断绝往来。
清华是庚款留洋的预备学校，与民国政府相对疏远。王国维很倔，他是宁肯去洋学校，也不愿端北大的饭碗。正如他在上海，即使哈同花园很无聊，他也宁肯待在那儿，不愿北上。他来北京是冲“皇上”来。但来了没多久，“皇上”走了，去了天津，让他没着没落。
王国维任教清华也就两年多，他的生活轨迹很简单，西院到工字厅，两点一线，除了偶尔进城，逛过一次西山，哪儿都不去。我住蓝旗营，每天一大早在清华遛弯，因为起得早，人很少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遛狗。我没狗，总是自己牵着自己走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每天这么转。我经常沿着王国维的足迹走。他的两点一线我很熟。
王国维住清华西院。西边挨着加油站，东边挨着万泉河。西院分新旧。旧西院包括两组连栋房，每一组的两排连在一起，一共四排，早先双号在西，单号在东（表1）。最初，他挑的是18号和17号，原以为这两个号挨着，没想到18号在最西头，17号在最东头，所以后来把17号换成16号，也就是现在的42号和43号。42号住家眷，43号是书房。这是他的“前朝后寝”，他的“小一统”。你们看，王国维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里度过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个院子已经变成大杂院，破败不堪，让人看了很难受。
王国维上课在工字厅。1929年，清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（图1）。陈寅恪与他惺惺相惜，专门写了碑文，碑就在工字厅的东南，离他工作的地方很近。每天早上，为了锻炼记忆力，我经常去那儿背碑文，摇头晃脑，背了忘忘了背，不知多少回。我印象最深，是他讲的“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……”。这话我忘不了。什么叫“俗谛”？“俗谛”跟“真谛”相反。我理解，就是与世俯仰，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跟着舆论走。大难临头，大势所趋，这是多数人的选择。陈寅恪说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恰好拧着来。
孔子说，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；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。汉代童谣说，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”（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）。直道事人，经常倒霉，闹不好把命都得搭上，古人讲得很清楚。普通人不可能这么倔。
王国维自杀，很突然。他从他住的地方先去工字厅，找人借打车钱，然后雇辆人力车，出西校门，直奔颐和园，自沉鱼藻轩。这是一条大横线，从王国维每天两点一线的一线向西延伸，“命悬一线”的“线”。这条线突然就断了，他是“一命归西”，死在颐和园。
王国维写过《颐和园词》，痛说他的“兴亡之感”，很多日本人和遗老都很欣赏。这里有个问题，除了自杀这一回，以前他去没去过颐和园？有人说，他没去过，如他的学生吴其昌。但庄士敦说，1924年他陪溥仪逛颐和园，曾跟郑孝胥、罗振玉、王国维坐在昆明湖边聊天（《紫禁城的黄昏》）。1927年6月2日，正好端午节前两天，王国维自沉于鱼藻轩，很多人都想到了屈原。
鱼藻轩，小时候，我常去。前面水很浅，只有脚脖子深，但石台比较高，他从这里一头扎下，脑袋扎泥里，就这么走了，很可惜。《诗·小雅·鱼藻》和《大戴礼·用兵》引《逸诗》皆以“鱼在在藻”起兴。金梁说，王氏之所以挑这儿自杀，跟《逸诗》的诗意有关，未免求之过深。
王国维自沉，尸体运回来，曾停放在一个叫刚秉庙的地方。当时清华的师生都去那儿哭奠。刚秉庙的位置就在燕东园的南面。今北大出版社和北大物理学院之间有条路，走到头是北大工学院，刚秉庙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庙早就拆了，现在只剩一棵槐树、两棵柏树。刚秉是刚炳之讹。刚炳祠在八宝山。他是永乐朝的大太监、大将军，很有名。中关村是太监的坟场，刚炳是他们的神。
王国维死后，葬在清华园东二里一个叫“西柳村七间房原”的地方，据说是穿着官服下葬，水泥墓圹（刘节）。他的墓志，原石不知还在不在，拓本还看得到，杨钟羲撰文，袁励准书丹篆额（图2）。这两位都是遗老，杨钟羲还是他的同事，四个南书房行走，其中有他俩。1958年，清华扩建校区，墓被毁。1960年，迁葬福田公墓。新墓本来没有碑，1985年才立碑。碑文是他的学生戴家祥写的，沙孟海抄的。每年清明，我给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扫墓，都会到他的墓上看一下。
王国维的墓原来就在咱们校园里，位置在上述大横线的最东头，具体在今天什么地方，恐怕还得请校史馆的同志考证一下，我听说，很可能就在主楼、美术馆一带，就在我们脚下。
关于王国维的死因，我在北大的演讲里做过一点讨论，众说纷纭，可以归纳为四种说法。
一是“殉清说”，罗振玉、逊清遗老和日本学者都是这个说法，吴宓亦主此说。但大部分新派人士不认同，他们“抑罗扬王”，想把王国维与罗振玉区别开来。他们不承认王国维是殉清，觉得此说贬低了王国维。这是过去那个时代，“政治正确性”下的必然结果。
二是“殉道说”，陈寅恪主此说。他相信罗振玉“逼债”和“剽窃”，这种说法影响到傅斯年。陈寅恪在“罗王失和”的问题上替王打抱不平，本来要把“逼债”“剽窃”写进碑文，但有个日本学者说不合适，陈寅恪把它删了，只以“独立”“自由”高尚其行。他说王氏殉的不是清，是一种精神。
三是“世变说”，如梁启超还有许多清华门生主此说，认为叶德辉的死和南军北上（国民党北伐）造成了他的死。这些学生并不守旧，但他们都很爱他们的老师，害怕王国维出意外，劝他把辫子剪掉，或到别处躲躲。此说认为是社会巨变造成了王氏自杀。
四是“家变说”，如马衡。马衡与王国维很熟，自称“知道他的环境，知道他的背景，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”。他的文章是化名（殷南），回避隐私，闪烁其词。1926年秋，王的长子病逝，儿媳妇（罗振玉女儿）跑回娘家，罗、王因此失和。他说，“既有长子之逝，又遭挚友之绝，愤世嫉俗，而有今日之自杀”。
1980年代，罗氏后人重张“殉清”说，有意淡化罗王失和，坚决否定“逼债”说和“剽窃”说。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活了106岁，2019年3月25日刚刚去世。她反对“殉清说”，强调罗王失和，责任在罗，为其母辩护。
王氏自沉有各种说法，现在变成学术问题，我在北大做过一点讨论，这里不再多说。
这里，我只谈一下王国维的遗书（图3），这是他自己的话，落款日期“五月初二日”是1927年6月1日，他自杀前一天。
王国维的遗书，有些话是交待后事。关键的话是头四句。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从字面解释一下。
第一句“五十之年”。王国维只活了50岁，这句很简单，不用解释。
第二句“只欠一死”。宋朝有个谢枋得，和文天祥一样，是个为宋殉节的烈士。北京有文天祥祠，也有谢枋得祠，都是明朝建的。历史上，改朝换代，墙倒众人推，绝大多数效力前朝的人都是贰臣，真正殉节的人很少很少。谢枋得遗书说，“大元制世，民物一新。宋室孤臣，只欠一死” 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七引，参看《宋史·谢枋得传》）。元朝，蒙古人入主中原，人呀物呀，全都变了，什么都是他不愿见也不忍见。王国维学他，但求一死。
第三句“经此事变”。王国维说过，世界积弊太深，非革命不足以扫荡，但他怕乱，怕革命。他生活的时代，让他触目惊心的事太多，但最最直接导致他自杀，恐怕还是溥仪出宫和南军北上。他是死在北伐的高潮。北伐军进北京，其实是1928年6月8日，他死后一年多一点儿。
第四句“义无再辱”。什么叫“义无再辱”？《汉书·李陵传》有句话，“丈夫不能再辱”。李陵兵败被俘，汉武帝听信谣言，把他全家杀了，让他有家不得归，他是被迫降胡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奇耻大辱。武帝死了，汉使劝他归汉，被他拒绝。他说，当年降胡已是一辱，现在归汉则是再辱，“丈夫不能再辱”，不能反复叛变。当年溥仪出宫，王国维就要自杀，上次不能死，是奇耻大辱，现在再不死，岂不是“再辱”？
刚才提到“世变说”，学者说，王国维自杀可能与叶德辉、王葆心的被杀有关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政变”，杀共产党。几乎同时，4月11日，叶德辉在长沙被处决，据说是柳直荀（时任湖南农民运动协会秘书长）抓的。叶这个人，名声并不太好，但后来毛泽东说，叶德辉还是不应该杀。当时宁汉还没合流，审判法庭由五个人组成，两个国民党，三个共产党（跨党的国民党员），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审判叶德辉，不是共产党。周言说，柳直荀后来在监利被杀是遭报应。他有他的政治立场，我们不去讨论。但他指出，王葆心被杀是谣传，这是对的。王葆心是1944年才死。
我说，王国维的最后两年是“绝笔春秋”，为什么我用这四个字？这是以孔子为喻。中国传统最重“天地君亲师”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，改天换地，“天”没了，“地”没了。1924年，溥仪出宫，“君”也跑了，躲到天津去了。1926年，长子潜明病死，罗、王以儿女之事断绝来往，“亲”“师”之情也断了。我认为，他的晚年很像孔子。孔子晚年，丧子哀麟，回死由亡，不但儿子死了，两个最心爱的学生也死了，真是“眼泪泡着心”。
我们都知道，王国维是个非常热衷政治的人，但他对政治，更多是关心，而不是行动。他并不是一个行动派的政治家。他没有能力搞政治，完全不适合搞政治。我常说，不适合搞政治就别搞政治，一误国家，二误自己，把学问毁了，太可惜。
尽管王国维的政治态度非常保守，但无论新旧，各派人物都尊重他，对他的道德、学问很佩服。王国维学问好，没得说。道德，中国传统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立场选择，而是他的政治操守。比如孔子讲存亡继绝举逸民，特别看重前朝遗老。他周游列国，沿途碰到许多佯狂避世的人，当时的不合作者，他们对孔子冷嘲热讽，但孔子不恼，反而敬重他们，认为他们比他干净，比他高尚。中国历朝历代都把“隐逸”视为读书人的最高境界，特别是改朝换代，绝大多数人都降了叛了，尤其看重，尤其推崇。我们要理解王氏的“遗民情结”，必须了解这个中国传统。陈寅恪强调的是这个传统。
王国维是个直戳戳“一股筋”的人，按鲁迅的说法，就是“老实到像火腿一般”（《谈所谓“大库档案”》）。他最佩服谁？张勋。他最反感谁？是袁世凯和袁系人马。当时很多人都认为，天下大乱，不是皇帝坏，坏是坏在内务府，一帮马屁精，只有袁世凯能救清朝。但结果是谁断送了大清朝的性命？正是袁。王国维在《颐和园词》里有句话，“哪知此日新朝主，便是当年顾命臣”，就是讲袁。其实，社会巨变，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不但社会会分裂，人心也会分裂，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选择，这很正常。我们在所有社会巨变中都会看到，比如离我们最近，冷战背景下的各种“颜色革命”，人都是说变就变。他最讨厌倾侧反覆。陈寅恪看重的是这一点。
知人论世，我们先讲“人”，再讲“学”。“人”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。我为大家导游，从西门到东门，从清华到颐和园，再回到清华，重点是讲“人”。
王国维的最后两年
第二个问题，我想简要回顾一下王国维的学术历程，拿他在清华的最后两年跟他以前的学术经历做个比较。
王国维很聪明，也很用功。早年，他在海宁，喜欢读前四史，不喜欢读十三经。我们从他后来写的《流沙坠简》不难看出，他的史学功底非常好。壮岁，他写过不少咏史诗。如甲午战败后他写了《咏史》二十首（1895—1897年），辛亥东渡后写了《颐和园词》（1912年）和《咏史》五首（1913年）。这些诗，实际上都是写他当下的历史，写他的兴亡之感，用人生体验讲千古兴亡，用“小历史”讲“大历史”。我们从他的早期诗作不难看出，他是“独上高楼”。难怪罗振玉见到他的两句诗（“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西头望大秦”），一眼就看中了他。
我们要谈王国维的学术背景，不能不说清代学术。王国维说，清代学术有三变，国初是一变，前朝遗老志在经世，做的都是致用之学。乾嘉是一变，功夫全都花在支离破碎的考证上，不再把学问当经世之具。道咸以降是一变，西方列强挟船坚炮利打中国，为了救国，读书人又开始做“实学”。王国维总结说，“国初之学大，乾嘉之学精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（参看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二三）。
王国维的学问，特点在哪儿？在于“新”。王氏之学新，一是观点新，二是材料新。
王国维这一辈子，海宁20年，并不愉快。早年，科场不利，让他厌倦旧教育和它的考试制度。戊戌变法给他带来新希望，罗振玉给他带来新希望。他从上海追随罗振玉，到武汉、南通、苏州办新式教育，满脑子全是西政西学，教书是教教育学、心理学之类。所以，1911年他给罗振玉办的《国学丛刊》写序，才会说什么学无古今，学无中外，学无有用无用。
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主要围绕哲学和文学，不是历史。研究哲学和文学，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生苦恼。治词曲、小说，是延续年轻时的爱好。治哲学，则是对西学刨根问底。这里不能多谈。我想指出的是，35岁以前的他和35岁以后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当时的他，整天学洋文、读洋书，搞翻译，兴趣根本不在中国古史。
王国维学过日文、英文、德文。当年留学日本的人，很多人都兼学英文和德文。据说，他日语能说，但日本人听不太懂，英文、德文能读，但不能写也不能说，主要是读，像很多老汉学家一样，闭门造车。他翻译过不少东西，据说阅读能力很强，能给辜鸿铭挑错。王国维读洋书，不光是读哲学名著（如康德、叔本华），也读文学名著（如歌德、席勒）。他甚至读过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读过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。如姜亮夫在清华的时候，在王国维的书架上就见过他收藏的德文原版《资本论》，上面有王的批注。
我说他“观点新”，是因为他有西学底子，有西学训练。虽然后来，他尽弃前学，闭口不谈西学，但有这个底子没这个底子还是大不一样。比如吴宓就很看重这一点。
他治词曲、小说也不是浪费，说明他有眼界，有情怀，有想像力。当年北大请他，就想让他讲这方面的课。
其次，我想强调的是，他是用新材料做新学问，材料也是新的。王国维这一辈子研究什么？主要是“五大发现”。王国维是到清华后，在清华做演讲，才总结这“五大发现”。
他说的“五大发现”，是19世纪、20世纪之交的“五大发现”。一是“殷墟甲骨文字”（殷墟甲骨，1899年），二是“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”（西域简牍，1901年），三是“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”（敦煌文书，1900年），四是“内阁之书籍档案”（大库档案，1909年），五是“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”（民族古文字和外国古文字，1901年）。这一演讲，最后整理成文，题目是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，发表在《清华周刊》第350期（1925年）。
这些发现，不仅是罗振玉的研究基础，也是王国维的研究基础。有人想把“罗王之学”分开，说罗坏王好，恐怕不合适。我认为，“罗王之学”就是“罗王之学”，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。我在北大讲了，铁证如山，“剽窃”说不能成立。大家对学术规范不要理解得太简单，以为古代或民国时代都是按现代学术规范写作，就像余嘉锡讲的，“执曹公之律令以案肃慎之不贡楛矢、先令之盗苏武牛羊也”（《古书通例》），动不动就讲“剽窃”，把知识私有、注册发明当学术标准。其实，罗与王，亦师亦友，根本分不开。早年，王帮罗整甲骨，他从罗学了很多，他的“二考”，其中也有罗的贡献。你的我的，没法一清二楚。
罗王之学是研究五大发现。这“五大发现”开出五门新学问，甲骨学、简牍学、敦煌学、明清档案学、民族古文字和外国古文字学，现在每一门都是“蔚为大国”。它们不仅各自独立，还引发了后来的殷墟发掘和西北考察，推动了边疆史地和中国的跨文化研究。中国的考古学是由这“五大发现”做铺垫，中国考古学的“历史学取向”不能不说早在起步阶段就已形成。
王国维时代的写作方式，主要是读原书，在原书上写校语、笺注、短评，然后集为题跋、笔记式的短札，即使辑录成书，也都是小书。他这一辈子，写了不少东西，但千挑万选，他自己认可的东西，全都集中在《观堂集林》。一个本子二十卷（1923年），一个本子二十四卷（1927年）。二十四卷本、《遗书》本和《全集》本都是后人编的。
王国维的创作高峰是1912到1917年，也就是35岁到40岁之间。他的贡献主要在六个方面。
第一是甲骨。罗振玉是甲骨收藏大家。王国维的甲骨研究是从他在日本帮罗振玉抄校《殷墟书契考释》开始。王国维出名是靠“二考”，即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和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》（1917年）。“二考”的贡献是坐实了“商”。这是石破天惊的发现，绝不是认出几个新字所能比。
第二是铜器。罗振玉也是收藏大家。铜器不属于“五大发现”，宋代就很有研究。但清代又有许多重器出土，如毛公鼎、盂鼎、克鼎、散氏盘。王国维是从著录入手。他整理过宋代和清代的著录（1914年）。当年我在考古所，学铜器也是从著录入手。罗振玉希望他做“金文通释”，后来白川静写过一套书，就叫这个名，但他只写过一批重器题跋和释字短札。研究铜器，王国维有《生霸死霸考》，名气最大，新城新藏佩服得不得了，影响非常大，但今天看，“或有时而可商”（陈寅恪语）。他的很多考释，不一定都成立，特别是释字，有些只剩学术史的意义。其实，我更看重他的器物研究。王国维写过一组短札，叫《古礼器略说》（1915年），讲铜器分类。他的分类，不一定都对，比如食器，他还沿袭宋人的定名、《三礼图》的定名，分不清簋、敦、盨，罗振玉也分不清。后来，还是容庚才分清楚。但他讲酒器，有些说法今天仍有启发。商周酒器，宋人所定器名，今天仍在用，很多都有问题。1918年，他写过《释觯觛卮
第三是战国文字。古文字研究，本来源自汉代的古文之学，最初跟战国简牍的整理释读有关，比甲骨、铜器早，但真正的战国文字研究反而起步最晚，基本上是从1950年代开始，1980年代发展，新世纪大发展。王国维生活的年代，战国文字，材料太少，只有一些小零碎，如玺印、陶文、兵器之类，长篇很少。材料少，怎么办？他是从汉代的古文之学入手，加《史籀》《仓颉》，加《正始石经》，穷源溯流，从历史角度，做深度开掘，才理出头绪。1916年，他作《汉代古文考》，第一篇就是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。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二系，短短598字，高屋建瓴，发千古之覆。我们的学生，现在写文章，下笔万言，就考一个字，甚至花四、五万字考一个字，跟他没法比。我做研究生的时代，大家都迷战国文字，都迷传世古文。原因是战国文字难认，认出几个新字很有成就感，容易被老师和学界认可。其实，王国维早有先见之明。有人“材料至上”，“有一分材料讲一分话”，或者“有十分材料讲一分话”。但王国维怎么样？他是在材料很少、几乎没有的情况下，一眼就看穿了问题所在。他有洞察力，有预见性。这种穿透力，一般人没有，只有聪明人才能如此。
第四是汉代简牍。早期研究，典籍简少，文书简多。他跟罗振玉合作，写《流沙坠简》（1914年），两人有分工，罗振玉负责小学、术数、方技和书信，他负责屯戍文书和屯戍遗址。与罗振玉相比，他更关注大问题，如屯戍制度和简册制度。他写《流沙坠简》之前，先写《简牍检署考》（1912年）。《简牍检署考》也是经典之作。这类问题，后来陈梦家也写。现在，大家对简牍作为考古对象，作为考古遗址的一部分，作为物质形态的古代遗存，作为书写载体和书写制度的存在，越来越重视。研究简牍，王国维也是开路先锋。
这四个方面，当然属于古文字研究。但王国维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。他是个高瞻远瞩、胸有大局的人。他是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大历史。
首先是三代研究。代表作是《殷周制度论》（1917年）。这一研究，最初是从地理入手。1915年，他写过一组短文，叫《三代地理小记》，说是讲“三代地理”，六篇文章，五篇考商，一篇考秦，没有夏，没有周。后来，他把这批文章收进《观堂集林》，有所增补，才加了点周，加了点汉，但还是没有夏。《殷周制度论》，最初叫《续三代地理小记》，后来变成考殷周异同，重点讲周礼对殷礼的因革损益，类似孔子的关注。
孔子说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他也宗周。周是他的“理想国”，代表中国大一统，代表“中国模式”。此文作于欧战方殷、张勋复辟之后，这是大背景。此文写出后，他给罗振玉写信说，“此文于考据之中，寓经世之意，可及亭林先生”。
王国维替“中国制度”辩护，说周制是一种“道德政治”，“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”（1920年致狩野直喜信），他有他的一套理由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人讲商周异同，总是强调周的“文”。“文”是比较高明的统治术。这就像西人讲三大帝国，总是拿亚述、巴比伦与居鲁士的波斯帝国做对比。如果大家到不列颠博物馆参观，你们会看到亚述宫殿的石刻墙裙和青铜门饰，从这类画面，你会发现，亚述真是很血腥。“巴比伦之囚”，犹太民族至今仍痛心疾首。居鲁士的统治术，类似孔子讲的“兴灭继绝”“柔远能迩”。
阅读此篇，我建议，最好与他的《论政学疏稿》（1923年）对读。它是王氏当南书房行走时给溥仪上的折子，最能反映他的政治立场。
读这个折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人生好像“鬼打墙”，他转了一圈，又回到原地。他总结说，西政之弊在于“贪”，社会主义之弊在于“均”，都不可取。天下大乱，根子在西政。立宪、共和，不过以党魁易君主，此其所以乱也。俄国革命因欧战而起，欧战因西政而起，西政不好，根子是西学。他说，西学“以权利为天赋，以富强为国是，以竞争为当然，以进取为能事”，这是祸乱的根源。总而言之，什么都不行。他对他生活的世界很失望，很绝望，不光是中国。绝望现实怎么办？只有回到过去。回不去了怎么办？只有自杀。
王国维是个被政治抛弃的人，但正是因为边缘化，反而成就了他的学问，这就像过去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，“太史公去势”反而成就了太史公（《太史公去势》）。
今天，我们该如何看王国维的政治立场？我的想法是，我们不必认同，不必赞同，更需要的是了解和理解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在那样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，各种人有各种想法，不奇怪，每种想法有每种想法的理由，不奇怪。“一战”，大家很失望，就连西方人自己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场战争，四大帝国，德意志帝国、奥匈帝国、奥斯曼帝国、俄罗斯帝国，全都解体。解体当然是“乱”。中国，内忧外患，把人逼上绝路，清帝国解体还在“一战”前，民初政治也很乱。这就像先秦诸子，大家对现实没有共识，但“天下无道”，绝无异词，没人觉得乱世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理解他，也就不难理解陈寅恪。陈比王小13岁，但他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惺惺相惜，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时代背景，有相似的感受，《桃花扇》那样的感受。
很多人说《殷周制度论》是王国维的学术总结。他的总结是什么？简单讲就是一句话：君一定不能选，臣一定要选。这话，今天听起来，简直是昏话，根本行不通。但中国帝制，长达几千年，必定有它的道理。它有一套制度支撑。这套制度，推到秦还不够，还要追到周。
其次，王国维重四裔研究。四裔就是四大边疆，四大边疆连着周边邻国，史书列入蛮夷列传、诸蕃志。这是中国大历史的另一半，范围更大的一块。汉简研究、敦煌研究，都跟这一研究有关。
蛮夷列传、诸蕃志是我国古代的民族志，我们是由近及远，从四大边疆研究世界，跟汉学家相反，他们是由远及近，双方是相向而行。王国维讲的清代学术第三期，此学是显学。为什么？一是清朝继承辽金元，特别是元，他们靠四大边疆治中国；二是“鬼子”来了，他们也想靠四大边疆治中国。王国维有一篇著作很有名，《鬼方昆夷猃狁考》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讲中国北方，相当中国的《日耳曼尼亚志》，他想为匈奴找源头。虽然，他把鬼方、昆夷、猃狁混为一谈“或有时而可商”。但他以媿姓赤狄为鬼方，姜姓之戎为氐羌，允姓之戎为猃狁，即使今天，对我们仍有启发。他做边疆史地，涉猎极广，但天不假年，主要还是蒙元史，未能展开。
王国维到清华任教，有两大收获，一是教书，二是育人。以前，王国维教过书，但没有学生，没什么像样的学生。清华国学院，两届学生，64人，后来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，个个都很厉害。
他教学生读经史、小学，有他对古书的基本认识。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，他最重《书》，其次《诗》，《易》根本不提。三礼，他最重《仪礼》，其次《礼记》，对《周礼》不太相信。《春秋》三传，他最重《左传》，认为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不必读。研究夏商，他相信《世本》《史记》。小学，他看重《说文》《尔雅》，对韵书也很重视。钱玄同说王轻信古书，轻信古文家说，轻信许慎，其实是他自己不懂。
王国维曾托罗振玉之名，自己给自己的书写序。《观堂集林》的序是他自己写的，等于自序。在这篇序中，他自我评价，说晚清学者，他最近接程瑶田、吴大澂。程瑶田长于器物，吴大澂长于文字。这是他的看家本事。
王国维在清华留下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古史新证》，另一本是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》。《古史新证》是讲义，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》是研究。大家不要以为他在清华，成天都在研究古文字，其实他主要在研究蒙古史。讲义多半是用过去写过的东西作讲义素材，当然也有修订，也有补写。
我们今天看这部讲义，最重要是它的一头一尾。一头是《古史新证》，一尾是《西吴徐氏印谱序》。讲义的总题是以第一篇的题目作题目。
《古史新证》本来是个单篇，放在讲义头一篇，占讲义全部的四分之一。这篇重要。重要在哪里？不光是总结以往的研究，还在回应了当时疑古思潮，提出了新问题，即夏鼐先生说的“夏问题”。
罗振玉说，王国维研究的是“三代之学”，现在时兴各种学，他的学问，当然也可以叫“三代学”。以往，王国维讲三代，商靠甲骨，周靠金文，他的“二考”侧重商，《殷周制度论》从商讲到周，突出周，从未提到夏。他是在《古史新证》讲义的开头第一次提到夏。以前不讲，是苦于材料不足，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。
王国维讲“夏”，是把“夏”当大一统的别名。《禹贡》的背景是西周大一统。虽然周天子，没有谁像秦皇汉武那样巡行天下，但西周把夏、商、周捏一块儿，这事以前没有。他指出，夏、商遗民和周人，不管住哪儿，离得有多远，都说自己是住在“禹迹”，住在大禹治水走过或去过的地方。这就像今天，甭管你属于哪一族，祖宗是谁，信什么教，说什么话，只要入了中国籍，就都是“中国人”。“诸夏”的意思是“中国人”。这是讲义开头的重要性。
这里，我想指出一点。王国维这么讲，不是突发奇想。其实，他年轻时就有这个想法。他有一首诗：
塞北引弓士，塞南冠带民。耕牧既殊俗，言语亦异伦。三王大一统，乃以禹迹言。大幕空度汉，长城已筑秦。古来制漠北，独有唐与元。元氏储祥地，唐家累叶婚。神尧出独孤，官氏北地尊。英英文皇帝，母后黑獭孙。用兹代北武，纬以江左文。婉娈服弓马，潇洒出经纶。蕃将在阃外，公主过河源。所以天可汗，古今唯一人。（王国维《咏史》五首之四）
这首诗推崇唐太宗，看重的是唐与元“有容乃大”，气魄大，疆域大。清代立国267年，也是如此。我们要知道，“五族共和”是满族提出来的，“驱逐鞑虏”行不通。
其次两篇讲度量衡，重点考度。一篇是《中国历代之尺度》，一篇是《莽量释文》。以前，他写过四篇考证，两篇写于1917年，两篇写于1922年。1925年，故宫坤宁宫发现王莽嘉量，这是新材料，他心里痒痒，但不忍进宫去看，因为“皇上”不在了。1926年，王国维给燕京华文学校做演讲。他任教清华，这是第二次演讲，演讲题目就是《中国历代之尺度》。他除总结以往的发现，加了王莽铜斛尺，是请马衡给他送的复制件。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九专收这类文章，前四篇是旧作，后两篇是新写。讲义中的《中国历代之尺度》就是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九的《记现存历代尺度》，《莽量释文》则与卷中的《新莽嘉量跋》有关。这两篇都是1926年的新作，属于他最后的作品。
再下来是四篇金文考释。毛公鼎写于1916年，讲义有修改；散氏盘写于1924年，没发表；盂鼎、克鼎是1926年新写。这四篇考释，加上他1915年发表的《不其敦盖铭考释》，后来收入《观古堂金文考释》，是他考释金文的代表作。
再下来是《蜀石经残拓本跋》（1926年）。据学生回忆，这是他五十岁生日后不久，跟同学聚会，出所藏拓本，给学生讲解，乘兴而作。以往，王国维写过《魏石经考》（1916年），这是新作。
再下来是《释乐次》（1916年）。他写过一批考周乐的文章，此篇受沈增植启发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收入讲义，裘锡圭推测，可能与讲《仪礼》有关。
再下来是16篇金文释文。只有释文，没有讲解。
最后四篇是讲传世古文和籀文。前三篇是旧作，《西吴徐氏印谱序》是最后一篇，后来改题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。以前李学勤先生做报告，他特意讲过这篇东西，也写过文章，题目是《王国维<桐乡徐氏印谱序>的背景与影响》（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年第2期）。李先生说，王国维不爱跟人辩论，一辈子很少写文章反驳别人，唯独写了这篇，专门反驳钱玄同。钱玄同认为，王国维的“秦用籀文六国用古”说没有证据，《说文》中的古文、籀文都是假的，孔壁中书全是伪造，跟清代郑珍的书看法相似。为此，王氏用战国玺印回应他。这个辩护很有必要，虽然材料不多，但关系到后来战国文字的发展，这个尾巴也很重要。
1922年，顾颉刚在上海初见王国维。王对他的印象是，他很用功，但“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同”。王年长，学问大，顾还年轻，他对王非常崇拜。他在1923、1924年的日记中说，他经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与王携手同行，与王同座吃饭。他说，他愿王能收他作弟子，终生追随杖履。后来，他也一再说，人多以为他受康有为、胡适影响最大，不对，他最佩服王国维。1926年，顾颉刚编《古史辨》第一册，特意把王国维的《古史新证》收入，登在最前面。虽然顾在附跋中说，春秋时人只知禹，不知黄帝、尧、舜，他从王书得到了有力证据。但王氏此篇明显是批评顾，他强调的是商周时期，人皆认同夏。
顾也知道王对自己的看法不太满意，但1926年，他在日记里说，“日人某君持我之《古史辨》往质于诸耆宿，皆谓看不得，惟王静安先生谓其中固有过分处，亦有中肯处。”他特别希望得到王的认可。
我们都知道，宋代辨伪学是个重要传统，对清代学术影响很大。王国维并不完全否定辨伪，比如在《古史新证》中，他明确讲，他很欣赏阎若璩对古文《尚书》的考证，也很欣赏清朝学者对《孔子家语》的考证。
王国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，回应了疑古思潮，这在学术史上，意义非常大。我们都知道，传统辨伪学，疑子不疑经，疑古文不疑今文，是道统作怪。他们往往把题名先秦的古书往下拉，拉到汉代魏晋，最极端的想法就是“刘向歆父子遍伪群书”说。顾氏虽承袭了这一传统，但立场相反，疑古是为了破道统。
王死后，罗振玉为他立传，有段话。他说“尼山之学在信古，今人则信今而不疑古。国朝学者疑《古文尚书》，疑《尚书孔注》，疑《家语》，所疑固未尝不当。及大名崔氏著《考信录》，则多疑所不疑，至于晚近，变本加厉，至谓诸经皆出伪造……方今世论益歧，三千年教泽不绝如线，非矫枉不能反经，士生于今日，万事无可为，欲拯救此横流，舍反经信古莫由也。”罗氏批评崔东壁、批评康有为，估计与王立场相似，但王并非信古派。
读《古史新证》，大家多把“二重史证”视为王的最大贡献，但西方学者却往往把此说当作中国学者的通病，反而主张考古自考古，文献自文献。因为，考古主要是研究史前，无书可读，讲传说，他们又不信。王国维和顾颉刚，他们更看重顾颉刚。很多人以为，信是迷信，疑是科学，把二者对立起来，认为“二重史证”还是属于信古。
我认为，“二重史证”并不是王国维的发明，宋以来的金石学就强调“证经补史”，“证经补史”不就是“二重史证”吗？“二重史证”并没有太多复杂含义，古书有古书的读法，考古材料有考古材料的读法，应该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，可比比，不可比，不要生拉硬扯地比。
三、王国维的清华遗产
最后，我想讲一下王国维的清华遗产，看看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。
今天，我们评价一位大学者，首先要看他的问题意识、导向性、预见性，看他对学术的整体推进，看他的开风气之先。有人说，“细节决定一切”，这话对不对？对，但它有个前提管着，叫“大道理管着小道理”。很多人都以为，王的特点是细针密缕，善于考证，以为他是个“绣花针”式的学者。其实，他首先是个“大刀阔斧”型的学者，然后才是这样的学者。王的“三境界”，首先是“独上高楼”。
刚才我们讲了，罗王之学是研究“五大发现”。王与罗相比，广度，王不如罗；深度，罗不如王。罗对“五大发现”，几乎都有所涉猎，对材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刊布，摊子铺得很大，王比不了。但王重阐释，很多人把他归入释古派，就是因为这一点。王的研究，主要是“五大发现”的前三条。大库档案，他写过《库书楼记》，介绍罗的贡献，自己没什么研究。中国境内的民族古文字和外国古文字，满文、蒙文、回鹘文、藏文、西夏文、契丹文、梵文、粟特文、佉卢文，他也没什么研究，罗虽不通外语，一门也不懂，但他是西夏学的开拓者，罗氏四子皆治西夏文，罗福苌还精通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，惜寿不永，走得太早。王写过《罗君楚传》。他知道，“五大发现”的最后一条，其实大有前途，“四大边疆”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后面还有更大的天地。可惜他也走得早。
今天，讨论王国维的遗产，我想讲三点意见，供大家参考。
（一）清华国学院的“国学”是什么学
清华国学院办“国学”，请了“四大导师”，外加李济，全是有西学背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不太像流俗认为的“国学大师”。这五位，梁启超讲学术史、思想史，王国维讲古史，还比较“国学”，陈寅恪讲东方学，赵元任讲语言学，李济讲考古学，怎么看怎么像“西学”。吴宓办国学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“所谓国学者，乃指中国文化之全体而言”。既言“全体”，就不光是汉文化，不光是经史子集，不光是儒家思想，不光是虚头八脑的“传统文化”和“传统道德”。
王国维讲“五大发现”。“五大发现”都是中国境内的发现，但中国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欧美和日本人的研究有关。甲骨文，以前没人见过，甲骨学并不是传统研究。殷墟发掘是中国人独立发掘，我们很自豪，但中国缺钱，头两次发掘是弗利尔美术馆出钱，派董光忠参加。西北汉简、敦煌遗书和中国境内的民族古文字、外国古文字是“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”来华探险发现，北研院、中研院的西北考察是因此而起。
前面，我们谈到，晚清，徐松、龚自珍、魏源、林则徐等人提倡边疆史地和中西交通等学问，这是清学第三期的“显学”和“绝学”，冯承钧把这门学问叫“西域南海史地考证”，现在时髦的说法是“一带一路”研究。王国维受沈增植、柯劭忞影响，后来转向辽金元史研究，属于这类大学问。清华时期的他，迷的是这类研究。
所以，“五大发现”不仅是古今学术的结合点，也是中外学术的结合点。
我们都知道，早年，王国维主张“学无古今中外”。晚年，他虽拒绝西方价值观，但并不拒绝与汉学家来往。相反，他认为，汉学家热心中国研究，说明他们对中国越来越重视，早晚有一天，“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”。他与日本学术界，特别是京都学派（如狩野直喜、铃木虎雄、内藤湖南等）有来往，与法国汉学家（如伯希和）有来往。伯希和来中国，他们见过面。王国维早年想到欧美留学，没去成。后来，欧洲汉学家邀罗振玉访欧，罗要他陪着去，正好碰上“一战”，去不了。他一辈子没去过欧美，只去过日本，跟日本关系更深。但他跟法国汉学界一直有联系，颇受伯希和敬重。王死后，伯希和写了《评〈王国维遗书〉》，纪念他。
20世纪上半叶，法国汉学一度称雄。这门学问是从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“汉文与鞑靼文、满文语言文学讲座”（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-mandchoues）开始。2014年，法兰西学院庆祝“法国汉学二百年”，就是以此为开端，我参加过这个活动。有人说，法国汉学不是200年而是300年，这是把传教士的汉学加上去，学术化的汉学是200年。1922年，王接受北大通讯导师时，曾给马衡写信，问“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？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。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重要。研究生有愿研究者，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，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。”他说的讲座就是法、德等国的汉学讲座。他对法国汉学很重视。1919年，他译过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（《近日东方语言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》），写过《西胡考》《摩尼教流行中国考》《九姓回鹘可汗碑跋》，从此越来越转向四大边疆，转向蒙古和中亚，越来越国际化。
清华国学院的“国学”很有特色。我知道，多年来，清华一直想重建和恢复国学院。过去李学勤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办过一个研究所，他们起的名字，不叫“国学研究所”，叫“汉学研究所”。我理解，这是为了强调“国际接轨”。其实严格讲，“汉学”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，研究对象一样，但研究视角、研究方法和文化立场大不一样，至少目前还不一样。饶宗颐先生不喜欢用“汉学”代指以往的“国学”，他跟清华汉学所合办杂志，改叫《华学》。现在，“国学”热闹一阵儿，又时髦“古典学”。就我所知，我们这儿的“古典学”和西方的“古典学”好像没多大关系。北大古典文献专业，研究传世文献，研究出土文献，本来叫“古典文献学”，现在你把“文献”二字去了，是不是就叫“古典学”？1980年代以来，我们总是挣扎于“传统”与“接轨”之间，很多说法像帽子戏法。“国学”挂牌儿没两天，又挂一牌儿，改口叫“古典学”，意思不大。我不喜欢帽子戏法。但中国人研究中国，不能抱残守缺，这事没商量。
（二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讲的“古文字学”是什么学
当年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听唐兰先生演讲，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不忘。他说我们是“罗王之学”的传人，“罗王之学”是被“章黄之学”革出教门。今天我们好像已经不太能够理解这一点，其实当年，很多人都以为，“章黄之学”才是古文字学的正宗。我理解，“罗王之学”不是传统小学，不是现代汉语研究的语言文字学，而是以出土材料为研究对象，最初跟金石学有关，后来逐渐独立，成为考古学、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学科，与咱们的文、史、哲和考古系都有关系。
现在，中国学古文字的人是“罗王之学”的传人。我把他们分四代，好像电影界讲的第几第几代导演：
第一代（民国以前生人）：杨树达（1885—1956年）、郭沫若（1892—1978年）、容庚（1894—1983年）、董作宾（1895—1963年）、于省吾（1896—1984年）、徐中舒（1898—1991年）、唐兰（1901—1979年）、柯昌济（1902—1990年）、商承祚（1902—1991年）。
第二代（1910年代生人）：陈梦家（1911—1966年）、胡厚宣（1911—1995年）、张政烺（1912—2005年）、饶宗颐（1917—2018年）、陈公柔（1919—2004年）。
第三代（1920年代生人）：朱德熙（1920—1992年）、黄盛璋（1924—2018年）、姚孝遂（1926—1996年）、高明（1926—2018年）、于豪亮（1927—1982年）。
第四代（1930年代生人）：李学勤（1933—2019年）、裘锡圭（1935—）。
我读研究生时，这些人，除了三个人不在，差不多都在。40年过去，我列出的这批先生几乎全都走了，只剩裘老师。
上述学者，只有徐中舒是王氏在清华国学院的及门弟子，其他人是自学。即使大家认为跟罗、王关系最密切的所谓“四大弟子”，唐兰、容庚、商承祚、柯昌济，他们也不是及门弟子，大部分人跟罗、王没有师生关系，并不像现在，“门户”分得那么清。现在，“罗王之学”的传人分散在各单位。很多大学都有古文字团队，除考古所、历史所、北大、吉大、川大、中大，后来有清华、复旦、武大、安大，像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，就是很重要的团队。
这里，我想指出的一点，“罗王之学”的传人，并不是只有识字一派，并不是只有“识字能手”才叫古文字学家。他们当中，有些人是金石学家，收藏和研究金石，金石学的色彩比较浓，如于省吾、容庚、唐兰、商承祚、柯昌济；有些人是历史学家或文史学家，如杨树达、郭沫若、徐中舒、张政烺、饶宗颐、李学勤；有些人是考古学家，如董作宾、胡厚宣、陈公柔、高明、于豪亮。董作宾和胡厚宣，一般都说他们是甲骨学家，其实原来都是做田野考古的。陈梦家，虽然不做田野考古，但他在考古所研究古文字，毕竟不一样。考古所挂十老像，他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人是语言学家，如朱德熙、姚孝遂、黄盛璋、裘锡圭，朱德熙是著名语言学家，裘锡圭是胡厚宣的弟子，本来学历史，但他说，他受朱德熙和张政烺影响最大。黄盛璋，本来在语言所，后来到地理所。可见，并不是只有一种古文字学家。
同样，我想说的是，王国维并不仅仅是一个“古文字学家”，大家不要仅仅把王国维当作一个“古文字学家”。我们要知道，古文字是“小道”，“小道可观，致远恐泥”。学者纳古文字学于考古学、历史学，才有大出息。考古学需要想象力，古文字学也需要。中国的古文字学家，有三位最有才气，王国维、郭沫若、陈梦家，他们都是诗人，都搞过文学，博学多闻，有大局观和想象力，成就在同辈之上。
下面我想举三位有代表性的清华学人，看看他们对古文字学怎么看。
第一是夏鼐。
夏鼐是清华历史系的学生，跟吴晗同学。早上散步，一到熙春园遗址，我就会看到吴晗像，但清华没有夏鼐像。我一直觉得，这是个遗憾。其实，清华人文，夏鼐最有代表性。论国际地位，论学术影响，他远在吴上。
徐苹芳纪念夏先生，他曾说，“夏鼐先生在学术上的优势，除了历史学本身古今贯通之外，还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中外学术之沟通的优势。夏先生上大学的时候，学校规定学人文科学的学生必须修一门理科的基础课，其用意是要让学生通过理科学习，从思维逻辑和方法论上接受科学的训练，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。同样，理工科的学生也必须修一门文科课程”（见氏著《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》，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夏鼐先生纪念文集——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108页）。
徐先生说，清华的传统是文理并重，这点很重要。现在，中国大学纷纷成立考古系。清华本来是中国考古的摇篮，反而没有。其实，现代考古重科技，清华如果办考古，很有优势。
过去，我在考古所效力七年，我知道，夏鼐对铭刻学很重视，并不把铭刻学当作考古学以外的东西。他在英国学考古，学过埃及古文字，深知铭刻学对考古很重要，特别是近东考古。1952年，他从清华调陈梦家入所，为考古所主持甲骨、金文、简牍、石刻的研究。1956年，请徐森玉编《历代石刻图录》，还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助手。后来徐森玉以年事过高请辞，这个项目被搁置。1977年，我进考古所，夏先生让我到金文组，他曾请李学勤先生为我们当顾问。王世民先生说，夏先生还动员李先生加入考古学会。1978年，他请北大的孙贯文先生任考古所特约研究员，目的是重启《历代石刻图录》的项目，并为考古所带石刻方向的研究生。1979年，他去故宫请唐兰先生为考古所带殷周铜器方向的研究生。本来，唐先生已答应下来，不料突然唐先生就走了。不得已，又请张政烺先生带。为此，夏先生还聘请张先生当考古所的学术委员。我和陈平就是这样当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，赵超就是这样当了孙贯文先生的研究生。
考古所的学术委员，不光是考古学家，也有老一代的古文字学家。夏先生主持编写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考古卷，中国考古学简史部分，既包括历史上的著名金石学家，从吕大临到王国维，也包括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唐兰、陈梦家、胡厚宣、张政烺这批现当代的古文字学家。夏先生说，考古所的任务主要在“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”，但“创新”的同时也不忘“推陈”，“对于我国有悠久历史的金石学，尤其是其中优良的传统，也应该加以吸收和发展，使之成为系统化的古器物学，而后者可以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”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前言）。“推陈”是把金石学、铭刻学的传统继承下来，纳入考古学，“出新”是借助这类研究，提升考古学。他说，外国人已经编了各种铭刻学集成，如亚述、巴比伦、赫梯、罗马、希腊等古国的各类铭刻，中国也应该有，甲骨、金文、简牍、石刻都应该有。甲骨的项目后来被历史所拿走，考古所支持了不少拓片。但其他几种，他希望考古所能做下去。
古文字，考古是源泉，出自考古，反哺考古。它与考古是什么关系，夏先生有篇文章，很重要，值得认真读，即他给《殷周金文集成》写的序。
在这篇序言中，夏先生说，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，“如果依照现代的学科分类来说，实际上包括有铭刻学（Epigraphy）和考古学（Archaeology）两门学科”。铭刻学主要研究“古代刻在金、石、甲骨、泥版等坚固耐久的实物上的铭文”，但西方也有研究类似简帛文字（写在软材料上的文字）的学问。如埃及的“纸草学”（Papyrology）。纸草学“既可以算铭刻学的一部分，又可以独立自成为一门分科”。
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夏先生把铭刻学和古文字学做了区分。他说，古文字学“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。我们通常所称的‘中国古文字学’，实际上是汉字的古文字学。它包括西文中所谓古字体学（Palaeography，研究古字的形体以确定古写本的年代和地区）、语源学（Etymology，探讨每字的原始意义）等”。他说，每字必求其通，不知阙疑，是不懂古文字。这种说法和王国维是一样的。王国维认为字字都能讲通，这实际上是不懂古文字。这是夏先生对古文字的看法。
第二是陈梦家。
陈梦家本来是清华教授。清华文科特别重视闻一多、朱自清。陈梦家曾长期追随闻一多。他跟容庚学过古文字，学过青铜器，但他不仅是古文字学家，还是新月派诗人，有才气，有想象力。夏先生对他很重视，把他调到考古所来，就是希望他把上面说的那些集成搞起来。可惜，1966年他就走了。他在考古所做古文字，跟其他古文字学家不一样。特点是有考古眼光，有国际眼光。比如做甲骨研究，做青铜器研究，他都是采用分坑分组，一网打尽、全覆盖的方式。后人继续做，无法绕过他。
陈梦家评论过王国维的古文字考释。他说：
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，他在讨论《尚书》、古地理、礼仪制度、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，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。他在讲解《说文》时而作的试释，以及《类编》所引他笺注在罗氏《考释》上的那些字，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。然而就审视文字而言，他所释的字数虽不多，却还有其特殊的贡献的。孙、罗所释，是比较容易审释的字，有了一般的《说文》金文的修养，是可能释出来的。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馀字，然他认识了早期的“王”字，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，是很重要的。他的“旬”字“昱”字的认识，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。他认识了“土”字并以为假为“社”字，对于古代礼俗提供了新材料，我们由此而发现卜辞中的“亳社”。他分别了卜辞中“又”字有“祐”“侑”“有”的不同用法；他说明朔义与假义的分别如“我”字本象兵器，假借为人称。凡此皆足以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。（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61页）
第三是李学勤。
李学勤先生是清华肄业，后来在考古所和历史所都工作过，考古所的经历比较短，历史所的经历比较长，最后回到清华。
中国的传统小学，经现代改造，被纳入汉语专业，属于语言学的范畴。古文字学曾是许学附庸。比如王国维提到的吴大澂，他写过《说文古籀补》，后来又有人写《补补》《三补》。这些书都是拿出土文字印证和补充《说文》古籀（古文和籀文）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古文字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，是许学的附庸。现在看来，两者的关系应该倒过来。
李学勤先生有一段话很重要。他说：
中国古文字学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，又是一门新的独立学科。它介于考古学、文献学、语言学和历史学之间，需要把几方面的知识综合兼括起来，因而和传统的小学有所不同。经过十年动乱，古文字学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但相对于大量的新材料来说，这一学科的力量却是相对薄弱的。于豪亮同志既有田野考古经验，又通习文献典籍，来到他最后的岗位上，正是适逢其会，将大有作为的时候，不料他竟以中年就离我们而去了。（《纪念于豪亮同志》，见《于豪亮学术文存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）
现在，中国的古文字学从冷门绝学变成“工业生产”，变成一门专门认字的工作。这段话显得格外重要。
我特别喜欢读李先生的《战国题铭概述》（1959年）。这篇文章很重要。文章开头就说，我国旧名为“金石学”的学科，其实可称“题铭学”，相当英文的Epigraphy。这个词也就是夏先生说的铭刻学。陈世辉先生曾质疑这一用法，认为这个词不能概括所有古文字材料，比如刚才说的软材料。其实，这一概念是与考古学匹配的概念，强调出土文字的通读、对读，有别于传统小学和现代的语言文字学。战国文字和简帛研究，主要是从1950年代才起步，1980年代后成为显学。这篇文章是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的续作。李先生为战国文字分国分系，具有开创性。当年，王国维作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》，缺乏出土材料，很多人持怀疑态度。李先生把当时能找到的材料做了一个综述，更有全局观，更有说服力。这是当年我们学战国文字所必读。
（三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讲的“考古”是什么学
这里我想说的是，清华国学院与中国考古学是什么关系。我不清楚，你们是不是知道，中国考古与清华有不解之缘，清华是中国考古的摇篮。
现在，高校考古，北大最厉害。解放后，它是龙头老大。最近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举办北大考古百年庆典。严文明先生已经90岁，亲临盛会，登台讲话。他说，北大考古专业是个“大母鸡”，下了很多很多蛋。北大对中国考古影响特别大，特别是1949年后。1949年后，夏鼐是“新中国的考古学之父”，北大考古专业的建立与他分不开。
1949年以前呢，这我就要说了，清华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中国人独立搞考古是从李济发掘西阴村起步，这是1926年的事。这次发掘是清华与弗利尔美术馆合作，弗利尔出钱。他去山西夏县，心里揣着一件事，是去找“夏”。李济是清华培养的留美生，回国后，先在南开教书，后在清华教书。1927年初，他从山西回来，清华给他办过欢迎会，王国维仔细看过发掘标本。但没过多久，王国维就走了。王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，李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，这是转折点。
当时，清华国学院有“四大导师”，李济是讲师，最年轻，论名气，不如“四大导师”，但后来，他是公认的“中国考古学之父”。卫聚贤、吴金鼎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，既是李济的学生，也是王国维的学生。虽然，有人对卫聚贤评价不高，但张光直先生说“他是我的大师兄”。考古学史，他也算一号人物。我们都知道，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，中国到西方“取经”，主要有五位，李济、梁思永去美国；夏鼐、吴金鼎、曾昭燏去英国。这五位，除了曾昭燏，都是清华的学生。李济、梁思永还是夏鼐的老师。夏鼐在清华历史系读书，老师叫蒋廷黻，蒋是李济在南开的同事和好朋友。后来，夏鼐学考古，师从李济、梁思永，他们也是清华的学生。
王国维在清华，被聘名义是经史、小学、考古（见《清华周刊》350期教职员介绍栏）。他在清华开四门课：“古史新证”“尚书”“仪礼”“说文”。他在清华讲“考古”，是泛指用出土文物研究古代的学问，其实是金石学，或西方所谓的古物学，既包括器物学，也包括铭刻学。回顾清华校史，我常常想一个问题，王国维的“考古”跟李济的“考古”是什么关系。
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基础。过去欧洲人写考古学史，照例要讲“古物学”。考古学500年，前300多年都是古物学。但他们讲的都是欧洲古物学。后来，光讲欧洲，妄称世界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们改了，加了中国、日本的古物学。金石学是古物学。它和考古学都是用出土材料研究过去，材料不断更新，研究也不断更新，“上不封顶，下不保底”。不同点，金石学的材料是偶然发现，失去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；而考古学是通过科学发掘留下科学记录。考古学是用考古方法研究这类材料，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。
当年，李学勤先生讲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我是在场者，也是整理者。李先生说，冯友兰有个“信古—疑古—释古”三段式：“信古”是正题，“疑古”是反题，“释古”是合题。这个说法很哲学，很像哲学系的说法。但杨宽说：“建设古史的大道，我们相信不是‘信古’，也不是‘疑古’，也决不是‘释古’，而是‘考古’。”（《中国古史建设初论》，《大美晚报·历史周刊》1936年9月14日第3版，与郑师许合撰）《古史辨》的收关之作，吕思勉、童书业编的第七卷，其中就有杨宽的作品。
“考古”是什么？并不是对现成史料做重新解释，炒冷饭。历史系的老师经常说，我们读的书、我们用的材料都一样，关键看谁读得好，解释得好。不，“考古”不是这样。它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（傅斯年语）。这是“历史”的本义。“History”的本义是探索，首先是调查，是发掘，是发现，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解释。我觉得，杨宽的说法很值得重视。
“考古”有三种含义。
第一种含义最宽泛，即“研究古代、研究过去的学问”。西方如此，中国也如此。西语Archaeology的字面含义是“古学”。“古学”是研究过去，这是第一种含义，最宽泛的含义。
第二种含义，“考古”是研究古物，研究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，用古物研究过去。比如吕大临《考古图》的“考古”就是如此。西方有时不怎么区分“古物学”和“考古学”。如西方有个杂志叫Antiquity，克劳福德创办，很有名。Antiquity的意思就是“古物”，但这个杂志是考古杂志。因为研究过去，无论中国还是外国，“古物学”都是“考古学”的前身，古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。
第三种含义，只有“以田野考古为基础”的“考古学”才是现代意义的“考古学”。研究古代，文献不足征，信也罢，疑也罢，没有材料，没有证据，干瞪眼。史前考古，无书可读，光靠传说，不解决问题。最后解决问题，还得靠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。没有探索，没有发现，阐释是无的放矢。
王国维的研究只限前两种，他还没达到最后一种。
去年，庆“百年考古”。大家说的“百年”是从1921年算起。这样算有这样算的道理。因为周口店、仰韶、沙锅屯的发掘都在这一年。但过去我们不爱讲1921年，因为这是外国人的考古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说，中国最早的考古是裘善元的钜鹿宋城发掘，但那次发掘的重要性，恐怕不能与周口店、仰韶、沙锅屯相比。当时，中国缺钱，缺经验，不得不给外国人打下手。比如很多发掘都跟弗利尔美术馆有关。大家都认为，中国人独立干考古，还是从李济挖西阴村开始。刚才我说了，王国维的死就在这次发掘后不久。
王国维死后，有两件大事：1928年，中研院成立，随后有殷墟发掘（1928—1937年）；1929年，北研院成立，随后有斗鸡台发掘（1934—1937年）。中研院挖殷墟，北研院挖周秦，加上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。这是三代考古的三个原点。王国维的研究，虽然还不算真正的考古，但他为中国的三代考古做了必要的铺垫。
今天，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我想说的一句话是，从王国维到李济，从李济到夏鼐，都是清华的骄傲。
清华会不会有一天重新发展考古？我希望有这么一天。我认为，考古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最好是考古学加艺术史研究加铭刻学，三位一体。
王国维死后，他的教席是由马衡接手。马衡当然是有名的金石学家，但他主要研究“石”，不大研究“金”。他接不起这个位子。1928年，梁启超病重辞职，清华国学院塌了一半的天。这一年，清华大学成立，国学院反而停办。1929年，梁启超病逝，“四大导师”去了一半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。
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的最后归宿，都是去了中研院史语所。史语所初分八组，后改三组：一组历史，陈任主任；二组语言，赵任主任；三组考古，李任主任。真正继承清华国学院的，其实是史语所。史语所，“五大发现”都研究。除甲骨、简牍、敦煌的研究，还有明清史料整理，提倡“虏学”，提倡边疆史地和跨文化研究。傅斯年的办所宗旨是：以Archaeology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，这就是“史”；以Philology改造传统小学，这就是“语”。其宗旨，其阵容，都令人想起那个曾经辉煌的清华国学院。
可惜的是，当中国考古终于揭开大幕时，王国维已经不在了。
最后说两句希望吧。天才不世出，全靠学术环境和学术气氛来栽培，不是光靠钱就能造就。今年是王静安先生逝世九十五周年，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
谢谢！
主持人黄德宽：非常感谢李零先生的精彩讲座。大家常说“精彩演讲”“精彩讲话”，听了今天下午的报告，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精彩。李先生从我们身边的王国维说起，如数家珍，发掘了很多史料。让我感动的是，讲座中提到王国维的故居、停灵的很多地方，都是李先生新拍的。看到这些细节，我觉得李先生为这一次演讲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他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王国维在清华的日子。由此，他又全面介绍了王国维最后的学术生涯、在清华所做的工作，介绍了王国维的整体人生、思想和学术转型，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贡献，以及他开辟的几大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影响和贡献。
最后一部分，李先生谈到“王国维的遗产”。这个遗产从王国维说起，谈到清华国学院，谈到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三代研究，以及四裔研究，也就是现在比较重要的边疆史、民族史研究。可见一个伟大的学者，他的影响力绝不是以其生命终结为终结。知人论世，盖棺定论，当他过世以后，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他在那个时代所做的学术贡献。李先生在最后一部分谈到传统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值得我们去领会。李先生把王国维的学术传统与当前的古文字学、古代史、考古学研究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。
实际上，我们应该从李先生的演讲中更好地吸取他的学术思考。当前古文字研究成为社会比较关注的领域，我们清华又重新在古文字学界发挥应有的作用，牵头来承担“古文字工程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样更好地推动古文字学学科的发展，怎样更好地理解古文字学这个学科，怎样更好地判断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、考古学研究、古代历史文献研究多学科的关系。我觉得李先生的报告提出了很多思考。虽然没有展开，但是他的思考是非常深远的，而且很有现实的针对性。我想，以后我们出土文献相关学科要更好地发扬清华国学院的传统，尤其是珍视和发扬王国维的学术遗产，推进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。
李先生最后还寄希望清华有没有可能办考古学，也多次听到清华内外的先生们提起了这个话题。刚才李先生说考古学对清华的重要性，对现代大学的重要性，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。
虽然只有两个小时，从李先生的演讲可以看出他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泛，思考问题之深入，整理和发掘材料之细心，这都是我们的典范。今天是我第二次听李先生讲这样一个主题，但是两次所讲颇有不同，各有侧重。我相信这样的演讲，其重要性将会在未来更加凸显出来，对我们的学科建设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，再一次感谢线下和线上的各位听众、各位朋友，谢谢。
2022年11月5日温小宁根据讲话录音整理
2022年12月13日李零根据初步整理的演讲稿改写
本文原载《出土文献》2023年第2期，引用请据原文。本刊已收入“中国知网”，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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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公众号“出土文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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